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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寰，成都理工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后，中组部“西部之光”访问学者，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国家公派访问学者，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省创新团队带头人，现从事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等课题80余项，获中国青年科技奖、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等荣誉。

　　5月20日，记者采访黄寰时，他刚在一个全国学术会议上作完主题报告，从北京赶回成都，接下来他又要去外地参加学术研讨会。“一个月里可能有20天在外面调研、开会，还要做课题、写论文，做科研工作就是这样。”黄寰说。

　　“5 12”汶川特大地震十周年前夕，由黄寰及其团队历时十年编撰的《后重建时期灾区生态与产业协调发展研究——以四川地震灾区为例》一书出版，该书深入剖析了汶川地震灾区面临的现实问题和阶段特征，从思想变迁、制度改革和协调路径等方面，为灾区的生态与产业协调发展提供了建议。“灾后重建完成后，灾区在很长时间内仍面临诸多问题，最关键是次生灾害以及生态环境的压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必须以创新的思维、创新的路径来发展灾区。”谈起写这本书的初衷，黄寰如是说。

　　十年

　　为抗震救灾和灾区重建献力

　　“5 12”汶川特大地震后，黄寰很大一部分的精力放在了灾区可持续发展研究上，对于他来说是出于感情，更是出于责任。“‘5 12’当天我正在从绵阳回成都的路上，地震后不久我也去了灾区，当时的满目疮痍现在还历历在目；另外，我的专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灾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典型区域，它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在极短的时间内，在一个特定的区域范围内的爆发，是人与自然矛盾极端化的体现，非常有研究价值。”黄寰说。

　　在“5 12”汶川特大地震后，黄寰结合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投身于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工作中，从灾区发展战略思路、防灾减灾体系构建、产业优化布局等方面开展研究。先后成为极重灾区什邡“十二五”规划编制组成员、“5 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副馆陈列布展工作专家组成员、绵竹市统筹城乡发展专家咨询组成员等。另一方面，黄寰也将研究重心放在灾区发展，由他执笔完成的专著《整合科技资源跨区域科技赈灾》在2009年5月式出版，在书中他提出了构建“一模式五机制”科技赈灾体系，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主任马宗晋院士认为，该书提出的“整合科技资源跨区域科技赈灾模式”是对综合减灾思想和减灾系统工程的实践创新和理论补充。并且该书入选了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期间还承担了多个国家和省部级项目，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其执笔完成的有关灾后重建的研究成果多次被省市领导批示，有的已在成都市具体实施。

　　2011年以后，黄寰开始后重建时期地震灾区生产与产业协调发展研究。该研究系统地定义了后重建的概念，以后重建时期的地震灾区为研究对象，创新性地从灾区生态与产业协调发展的新视角探索可持续发展的灾区实现模式。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成都理工大学）主任黄润秋认为，该成果是“环境经济学特别是灾害学科发展的一大创新，也是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重要补充。”

　　在黄寰看来，灾区完全恢复至少需要30年。在对灾区的多次实地调研中他看到，尽管灾区生态保护与修复已取得了重大进展，但灾区的生态环境仍比较脆弱，地震造成山体不稳，形成了大量松散的堆积物，特别是沿江沿河区域，很容易受到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威胁。“比如：北川县陈家坝泥石流治理工程多次被损毁又多次重建；2013年汶川草坡乡泥石流，导致80%以上的山体垮塌、滑坡，65%以上的耕地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由于次生灾害，让灾后重建效果毁于一旦，所以在灾区，最大的问题仍然是生态安全问题，包括生态的保护和重建，防灾减灾仍应放在首位。”黄寰说。

　　不过，让黄寰觉得很开心的是，近年，次生灾害以及生态环境的问题在灾区受到了极大重视。“比如今年4月，发生在汶川县龙溪乡阿尔村近10万立方米的滑坡，因在巡排查工作中发现隐患变形加剧，相关部门果断组织受威胁的122户415人避险撤离，成功避免了32户128人可能遭遇的灾情，实现零伤亡。这就是重视了生态环境，重视了防灾减灾的结果，背后既有科技的力量，又有防灾管理应急体系的力量，也是整个科学体系建立的成果，而这些事就是人文社会科学要研究的。”黄寰说，他还会继续从事灾区人与自然如何和谐发展的研究，特别是震后灾害治理工程的人地协调。

　　创新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结合

　　作为国内较早研究自主创新的专家，2006年黄寰独立出版了《自主创新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该专著被相关专家评价为：“是国内学术界最早有关自主创新战略研究的著作之一，观点新颖，立论严谨，论述充分，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同时，他还在知名报刊发表了《自主创新与中国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第六次产业革命与区域产业布局》《论科技进步对经济区域系统的作用机制》等论文。2014年，黄寰参加了省委重大调研项目“四川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研究”，参与编撰省委组织部《“三大发展战略”干部培训材料——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该成果探索了四川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机遇挑战和实践路径，为四川省委、省政府确立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决策参考。2015年，黄寰作为主要专家受邀参加四川省“双创”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第三方评估工作及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组织的《四川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蓝皮书》编撰工作，该成果得到四川省领导的高度重视，并获时任省委书记王东明批示。

　　2012年，黄寰提出了“区际生态补偿论”，该理论以功能各异的区域为立足点，实现区际的生态补偿途径，并创新地以林区、牧区、流域、湿地、近岸海域、矿区、灾区、自然保护区等具体区域为整体研究对象，研究其生态公共产品的外部性内部化，并提出进行或纵向或横向区际生态补偿的形式，寻求环境与经济、经济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和谐之道。有专家认为，该成果在对区际生态补偿的内涵、主客体、路径等范畴进行界定的基础上，系统论述了我国区际生态补偿的源起和发展、区际生态补偿的价值基础与核算、林（牧）区生态补偿、流域生态补偿、湿地（近岸海域）生态补偿、矿区生态补偿、保护区生态补偿、灾区生态补偿等问题，进而探讨了区际生态补偿的制度保障与创新，提出了确保区际生态补偿资金畅流和构筑区际生态补偿长效机制的若干建议。

　　提到创新，大多数人谈论的是技术创新，但在黄寰看来，创新离不开人文社会科学。2010年，成都理工大学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全校范围内征集固定研究人员，黄寰成为该实验室唯一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人员。在他看来，这就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有机结合的很好体现。“‘创新理论’奠基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里就包括：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组织创新等，而这里的‘组织创新’也就是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随着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在探月工程、高铁等一批技术创新的项目中，实际上都包含着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如管理、架构、组织等。因此，两者的结合能有利于实现更深层次更有效率的创新。”黄寰说。为此，他作为负责人申报组建了成都理工大学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区域创新和绿色发展研究中心”，以持续开展交叉创新研究。

　　科普

　　科技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

　　除了是一位科技工作者，黄寰也是一位科普工作者，他是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成都市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先后出版科普类著作60余部（篇），获得“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在他看来，科普是每一个科技工作者应该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目前我们国家国民的科学素养还不高，需要科技工作者为提高全民科学素养出一份力。”黄寰说，“其实科技工作者自己本身也需要科普，科技在不断发展，科技工作者也需要不断地更新和补充知识，让学科交叉融合，这对于科技工作者是很有好处的。而科技工作者通过参与科普，让自己所研究的学科被大众了解，也能为这个学科创造更好的发展空间。所以无论是从责任还是义务来说，科技工作者都需要参与到科普中来。”

　　既做科研，又做科普，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网上不是有学士、硕士、博士头发数量的对比吗？那简直是我的真实写照！”说到做科研的辛苦黄寰打趣地说，他自己也记不清楚有多少次在电脑前睡着，甚至还有一周基本上没睡觉的经历。对于这样的工作，他认为是痛并快乐着。“因为是自己的爱好，即使再辛苦也能坚持下来。”黄寰说。

　　2017年，黄寰就科研人员参与科普创作情况做调研，对23名在科研一线工作的专家进行深度访谈，提出了新时代科普的新变化体现在科普的形式、内容、范围及对科普的重视程度上，强化了科研是科普的基础，科普推进科研的相辅相成关系，加深了对新时代科普工作重视科学性、针对性、通俗性、原创性等新要点的认识，并从个人、组织、政策三个层面提出了对策建议。“新时代促进科研人员从事科普工作，需要充分发挥科普的环境与科普的要点、科普的动机、科普的能力之间的互补关系，特别要注意加强科普的形式、科普的意义在科研人员从事科普工作时所要发挥的协调促进作用。其实，民众对科普有着较为强烈的需求，而科研人员作为从事科普工作的主力军，要促进其从事科普工作，需要从组织引导、科普实施平台的建设、相关经费的支持、科普氛围的营造、考核评价机制的建立等外部环境出发。”黄寰说。

　　在黄寰看来，刚刚走上科研领域的科技工作者以及老科学家应该是科普工作的主力军。“年轻的科技工作者，接受知识的速度很快，通过新媒体技术传播效果非常好，他们的时间也相对比较宽裕；而老科学家，有大量的科研积累和有趣的科研经历，是非常好的做科普工作的人选。通过老科学家与年轻科技工作者的配合，一定会呈现出更多优秀的科普作品。”黄寰说。

　　“对于科普工作者来说，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时代，新媒体发展很快，形式越来越多，也出现了很多科普市场化的探索。现代社会给科学普及提供了很好的机遇，相信我们国家的科普工作会做得越来越好！”黄寰充满希望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