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 方

近期，在河南漯河、江苏镇江等地先后发生的几起退役军人、伤残军人群体“聚集式维权”事件引发了社会各界极大关注。这些事件的共同点是，因某些偶然特殊的事由引发了利益和情感已在一段时间里受到伤害的群体的情绪燃爆，藉由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借突发状况进行极化的情感性信息和评价性信息的链式传播，并在此过程中完成高效非正式的组织动员，进而完成某种似乎符合“政治正确”式的讨公道、提诉求的“运动”，在维护自身及其所属群体的权益的同时，给社会带来相当不容忽视的危害和风险，可以说是“其情可悯，其途当悲”。

其情可悯在于，长久以来，退役军人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退役军人安置政策存在着不配套、不合理、不落实等问题，再加上各地确实也有着执行上的偏差，导致矛盾和问题积压得越来越多。不少地方政府在管理理念上又有问题，导致退役军人正常维权渠道的狭窄和不通。应该说在近期发生的相关事件中，退役军人们其起点是想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他们想要的是维权而不是维稳，是对话而不是对抗，是安抚而不是打压，因此是可以理解甚至值得同情的。

但为什么又说“其途可悲”呢?是因为说到底，目前的这种“群体聚集式维权”模式，最有可能带来的是各利益攸关方全方位的溃败，最终形成“多输”的悲剧局面。

首先，从性质上讲，涉军维权本来属于维护合法权益的法律范围的事，但采用“群体聚集式维权”的方式，稍有不慎，就极有可能演变成政治事件，为别有用心者所利用，造成亲痛仇快的局面。这些震惊全国的涉军维权事件，尤其是江苏镇江事件，持续多日，参与人数众多，影响波及面广，已经给政府及社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负面影响，甚至可能朝着难以控制的方向发展。并且，这类事件还有可能影响现役人员群体的军心士气，因为有人在维权时就已经公然打出“我们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横幅了。

第二，战术上的成功带来的可能是战略上的失败。有观察评价说，在这几起涉军“群体聚集式维权”事件中，退役军人群体的政治头脑、战术技术、目标方向、组织手段、运作效率，皆很像一场成功的围歼战。可以想见，这样的做法所带来带来的舆论影响肯定会给地方政府带来极大压力，从而导致“速战速决”“特事特办”的情况一再出现，让维权者尝到战术胜利带来的甜头，并形成正反馈循环，对这类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产生路径依赖。这样的模式不仅破坏了通过法制途径和法律程序去解决问题的观念培养和路径选择，还可能因为“维权”成功造成的激励机制和示范效应导致相关群体最终成为特殊利益群体，与社会系统中的其他群体产生区隔和矛盾，从而导致自我孤立。

第三，使得造成问题的地方政府无法真正成熟成长，进而管理、治理实效。“群体聚集式维权”造成的负面影响会使其更加脱离群众、离心离德、威信扫地，失去了诉诸智力优势和道德优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进而弱化了对社会秩序的控制力;而对某一特殊群体的处置进退失据，自然可能产生连带效应，引发其他群体的效仿。

第四，形成“管涌效应”，影响了网络空间的风清气正和现实空间的稳定秩序。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大行其道。社交媒体传播重要特点是，高度情绪化;情感态度容易极化;网络的“组织、动员”功能在极化的情感态度下被放大，形成“管涌效应”，即“一种目前细微的趋势,但是它的能量以几何数级增加,从而导致可怕的后果”。以镇江事件为例，事件缘起于一段在微信群里传播的视频。视频中一名身穿迷彩服的男子躺在地上，视频旁白称战友被打，呼吁全国战友向镇江声援。于是有些退役军人从各地赶至镇江聚集，给当地政府施压，也给当地群众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即使在事发经过视频被公之于众，证明当事人王某某是自行倒地、事后经医院检查一切正常、视频拍摄发布人员唐某某在微信群里公开承认自己带有个人情绪、误导公众的道歉，参加聚集人员仍然不愿离开，而是打出反迫害、反腐败等空泛务虚的口号，划出所谓势力范围，肆意污染周边环境，推搡辱骂劝导人员，甚至向维持秩序的公安民警扔掷杂物，把前来劝导的信访工作人员手机摔在地上，还把一名信访工作人员扔进河里，殴打推搡另一名信访工作人员致其右脚踝骨骨折。

“多输”的局面中没有任何一方获得真正的权利和利益，对谁来说都是悲剧。要避免这种局面的产生，各方理性克制是最重要的共识。党和政府已经意识到退伍军人的利益诉求问题，今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时就新组建了退役军人事务部，并已在4月16日正式挂牌。习主席也曾明确说过，习主席曾经说过“不要让英雄既流血又流泪，让军人受到尊崇”。首先应该相信国家会为老兵权益制定科学合理的法律规章制度，也期待地方政府有正确的管理观、舆情观科学的事件处置方案。对老兵来说，需要牢记他们应该是代表正义、公平的法治秩序的捍卫者，当其合法权益受损时，应秉持以正当的方式表达正当的利益诉求，同时，还要有一点理性支撑的耐心。